研究生天地
马克思与科恩:正义的两种模式及其关系
发布时间:2016-04-18  作者:王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摘  要】时代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挖掘马克思语境中的正义规范,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G.A.科恩是这项工作的极力助推者,他重构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本文认为,马克思的正义模式最终指向“人的自我实现”,它表现出两方面的独特性,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挖掘正义的革命价值,二是在人类社会的视域中探索“人的自我实现”的正义指向;科恩通过对应得原则和道德伦理两个方面的考察,建构了他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这两种正义模式既因出发点和动机的一致而表现出承继关系,又因方法和视域的不同而展现出异质性。

    【关键词】马克思;科恩;正义;平等;关系

随着阶级矛盾日渐缓和,革命的呼声逐日式微,学术界对正义和公平的呼声日渐高涨。时代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挖掘马克思语境中的正义规范,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G.A.科恩是这项工作的极力助推者。不同于艾伦·伍德、理查德·米勒等非道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科恩为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从道德和价值规范的维度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重建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科恩认为平等是最重要的价值规范,实现平等主义便是正义的最终要求。可以说,他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既是对马克思独特的正义模式的继承和推进,又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实质的不同。为了清晰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考察马克思系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正义模式的独特性。

    一、马克思系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正义模式

正义在马克思看来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不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真理,马克思语境中的正义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正义也是一个总体的概念,最终指向“人的自我实现”,它不仅是对不合理的现存社会的判断,也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诉求,它的深意在革命和批判的语境中被逐渐剥离,表现出层次性[1]。不同于科恩从正面将平等主义正义置于显性的位置,马克思系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正义模式在其文本中显得非常隐晦,要把捉这一潜在模式必须探究马克思对正义的具体描述。在马克思的书卷中,正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是被严加批判的单纯作为伦理规范的正义,二是被隐在地阐释的真实的正义。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表示,正义和公正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一种无论在何处都能够通过内在相互交往而“产生的关于彼此互不伤害也不让双方遭受伤害的契约”[2]。这就是说,正义是人的自我意识与自由的体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它不是某种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粗陋的共产主义者将正义描绘为平均主义大加讽刺,他说,平均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3]。因而,正义也不是物权上的平均分配。蒲鲁东从平等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倡一种永恒的正义观,马克思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虽然蒲鲁东认清了贫困和财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尝试对私有财产进行批判,但是蒲鲁东认为平等原则能够具有那种“瓦解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4]的破坏性,就犯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寄希望于“自我意识”的破坏性一样的错误。马克思还批判了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权利公正的空谈。总之,正如马克思所言,诉诸抽象的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做法,并不能让人类在历史上有实质的进步,“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5]。正义如若单纯地作为一种抽象的虚伪的伦理规范,那么就必然要遭到马克思彻底地批判和否定。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所做的不过是不断地揭露和抨击虚伪和抽象的正义观念。实际上,马克思还在更高的层面上道出了正义的真意:正义应该摆脱物质主义的围困,超越应得原则的限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中展现出属人的性质。他在阐释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过程中明确表示,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等方面都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在这里,所谓正义的、平等的权利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它认可人们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人们之间的分配按劳动贡献原则进行。这确实是满足了应得正义的分配方式,但是,马克思说:“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该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6]。归根结底,“应得”并不能满足人类“需要”意义上的正义标准,这种需求只能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得到满足,是政治解放之后的人类解放,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此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自由地发展,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可见,马克思站在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提出了具有超越性和属人性的社会正义,它超出资产阶级抽象物权的狭隘眼界,是依据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传达的理想性价值观念。无产阶级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就需要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打碎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平等的虚假性,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权利正义的抽象性,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政治解放之后的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基础上的“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虽然是在与近代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切近正义问题的,但是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人的自我实现”。这样的正义模式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构建伦理秩序,也不是对市场分配结果的改良和修缮,而是对现实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革命颠覆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预见。正因如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基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正义模式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探索正义的革命价值指向。马克思没有像以往的哲学家一样,简单地从自己的头脑中“发明出”正义的永恒真理。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抽象地谈论正义或者仅仅在分配领域谈论正义。在马克思看来,正义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可能超出它所在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正如他所言,“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8]?因而,正如他深入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一样,他不是停留在消费领域单纯地谈论物权平等、应得正义,更是深入到时代的经济和生产领域中,寻找不正义的根源。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立足于历史、实践的维度,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揭露剩余价值的运行规律。他谴责庸俗社会主义者将劳动看作“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愚蠢看法,认为简单地将正义的关注点放在分配问题上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与庸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将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一样,没有涉及实质的问题。据马克思的分析,分配问题不仅仅关涉到产品的分配,当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已经作为生产工具的分配、“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而包含于生产过程之中。因而,“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9]。归根结底,对正义问题的探索就应该深入到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内部。按照这样的运思,现实社会中引发正义问题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正义的革命指向要求变革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法兰西内站》中,他说,无产阶级“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10]。可见,无产阶级不要实现什么虚伪的理想,他们知道,倘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差别还存在,就谈不上一般人的正义。无产阶级应该解放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中孕育着的新的社会因素,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通过消灭阶级差别来实现人类初步的正义目标。

第二,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探索“人的自我实现”的正义指向。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马克思说,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马克思的正义不同于以往任何人所阐释的正义,他是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寻求社会成员的“自我实现”的正义。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对那些站在市民社会角度来谈论正义的虚伪观念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人权和公民权的虚伪性,他表示,市民社会中所阐述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把他们链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12]。这种社会中的价值规范失去了它们本身的普遍意义,而仅仅是在市民社会的内部扮演了维护私有财产的角色。这种社会中的人是原子式的个人、异化的人,人与资本发生了颠倒而失去了应有的个性和独特性,因而,资本家和工人一样都不是他们本身,他们都丧失了其作为本质存在的类生活。马克思跳出市民社会的论域,在一个更高的人类社会的层面潜在地谈论正义的最终指向——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3]。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此时的正义不同于以抽象的人或者观念为基础的脱离现实的伦理规范,而是以现实的人为基础的历史运动中的人的本质实现,是被赋予了实践内涵和扬弃了抽象性、虚伪性的最广泛的人类社会正义。达成人类社会的普遍正义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实践中的完成,是人的自我实现。

    二、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

时代的改变让科恩着手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规范。面对苏联解体的现实打击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质疑,科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领整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无产阶级主体散失”和“极大的物质富裕”等事实性外壳中挣脱出来,挖掘社会主义道德方面的内核,寻找“历史中的不变量”——“永远有效的公正原则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内容”[14]。基于从小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科恩锁定的“历史中的不变量”是平等,而他的主要任务便是探索在次富裕社会中实现平等规范的方案。可以说,平等是科恩正义理论研究的起始点和终极目标,平等主义正义模式是对科恩与林林总总的正义理论论辩之后的基本概括。笔者认为,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在应得视域中考察自我所有和平等的关系;其二,在伦理价值论域中考察强制性的规则和非强制性的道德的关系。

科恩是从现代自由主义的应得视域中介入平等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的,更精确一点来讲,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极力辩护的自我所有权。他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的开篇便道明了其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受到了诺齐克“张伯伦论证”的沉重打击。诺齐克运用该论证证明了个人财产和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税收和“拉平”政策。科恩认为,如果诺齐克的论证成立,那么马克思的诸多理论都将受到威胁。据科恩所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时,既以自我所有原则为基础,又借助于富裕论的技术麻醉剂规避了对自我所有原则的批判,达到一种技术上的便利:在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刚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阵痛中产生,所带有的“弊病”使人们不得不按劳动贡献分配,这样,自我所有原则被视为基础原则;在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使得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劳动也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天赋高者与天赋低者之间没有必要为了平等而反对或改变自我所有。科恩表示,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只要富裕还没有实现,取消自我所有原则就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达到富裕状态,取消自我所有又是多余的了。这样,一项从“应得”视域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不平等的理论居然以“应得”原则为其理论根基而不是披露的关节点,这在科恩看来需要得到修补。因而,反驳应得论域的理论根基——自我所有——就成了他探索平等主义正义的第一项任务。

于是,科恩在批判诺齐克基于权利的正义理论中,翻开了他基于平等的正义模式的篇章。他从审视自我所有论为起点,反驳了诺齐克权利正义理论的两个主要方面——获取正义和转让正义;质疑了给“应得”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自我所有原则本身;确定了正义在平等和自由相矛盾的情况下,最终指向平等的基本思路。科恩表示,虽然诺齐克借以论证权利正义的自我所有论容易被推翻,但是自我所有概念却不能被驳倒。遗憾的是,人人都会受到“出身背景”、“天赋才能”等非选择的运气的影响,这样的运气结果无论是好是坏都要紧紧追随人的一生。根据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运气不佳而比别人过的更差一些”[15]。因此,科恩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如若想在反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道路上走得彻底,就不应该像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一样,只将谴责的对象定格在“具有某种(肮脏)历史的资本主义”,还应该意识到更加深层次的、可能造成“无限地大”的不平等的天赋差异。科恩表示,我们应该审视那些有才能的人,他们虽不具有外部资源优势却能够“巧妙地使用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能力”[16],即才能的所有权,让自己在共同体中具有绝对的优势。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要求消除由于偶然的天赋才能差异引起的不平等,但是,自我所有概念本身不可辩驳。因而,科恩表示,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通过论证而让更多的人对它失去信仰,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共产主义平等的忠实信奉者,应该放弃自我所有原则。比起将诸多强制性的规范加制于个人的自我所有的做法,让人们信仰平等主义本身可能是实现放弃自我所有原则的最关键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正义运思,在科恩看来,罗尔斯基于合作的程序正义存在诸多可批驳之处。

    罗尔斯希冀于构建一种基于公平的正义理论,在这里,自由原则相对于平等原则有着词典式的优先性,除此之外,正义还要以差别原则来进行调节。科恩认为,问题在于差别原则肯定如下激励论证:如果给予处境较好者比处境最不利者更多有助于后者的得益,这种物质激励所造成的不平等也被差别原则视为正当的。这在科恩看来是将“不平等正当化”的论证,他强烈批判了罗尔斯的“激励论证”、“帕累托论证”等,这些内容足足占据了《拯救正义与平等》的一大半。科恩在书中主要阐释了如下看法:首先,罗尔斯以平等为起点,却又在不平等使最不利者得益的情况下违反了他的平等起点,这样的调整策略实际上改变了平等正义的本意;其次,正义无法这样实现,即只通过公民遵从旨在增益处境最不利者的国家法律而无视那些公民在法律限制之内追逐私利的行为。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要求对后者也加以审视,即一个依差别原则而运行的公平社会,不仅要求公正的强制性规则,而且要求一种影响个体选择的正义风尚。这不光是因为不可能设计出能够始终检验人们的行为是否遵守了平等主义规范的规则,而且因为“即使假定适当的可适用的规则能够被确切地阐释,但是如果人们被要求永远地顾忌这样一些规则,那么它会严重地危害自由”[17]。平等主义的职责的不确定性否定了对一劳永逸的规则的寻求,肯定了对内化于主体之中并随主体变化的道德品格和正义风尚的偏爱。科恩表示,“平等主义风尚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使有意地关注处境最不利者成为不必要的。更确切地说,所发生的事情是,人们使一些原则内在化,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非反思性地依靠这些原则生活,这些原则限制了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并且这些原则的意图是,当它们指导行为时,较不幸者就会获益”[18]。科恩将被罗尔斯排除在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非强制性的道德因素补充进来,同时还认为这种道德因素意在形成一种平等风尚,如果它能够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动机之中,成为内化为人们选择之中的反应结构,那么它将超越于服从公正规范的那种策略。

通过对应得原则和道德规范两个方面的考察,科恩认为,无论是诺齐克基于权利的正义理论还是罗尔斯基于公平的正义理论,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正义的最终指向不是自我所有、自由或者帕累托,而是指向平等,这是最重要的价值规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正义追求。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要求消除原生运气(brute luck)所造成的物权差异;要求建立一种支配日常选择的平等风尚。这样,科恩在考察自我所有权、物权对应得正义的确证之外,借助于正义的平等指向,挖掘出道德对正义的提升和补足意义,淡化了当代自由主义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对正义的阐释。

三、两种正义模式的关系

就马克思系于“人的自我实现”的正义模式和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模式的关系而言,它们既在一些关键内容上表现出了连续性,也在视域和方法等方面展现了异质性。科恩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挖掘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长久被遮蔽的规范理论,着手于重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从这一个出发点和目标来看,科恩的正义模式必然在某些层面上继承或者推进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因而它们之间存在不可隔绝的承继关系。笔者认为,这种承继关系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马克思和科恩的正义模式都在“所有权”的论域中考察了分配正义的问题。马克思从“所有权”的角度讨论了正义分配的问题,由于马克思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深入考察,马克思将正义的诉求从产品的分配推进到了生产资料的分配,进而将分配正义的问题从消费领域推进到生产领域。科恩运用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极力辩护的“自我所有权”,从应得原则的角度回溯了马克思关于权利平等和分配正义的讨论,这就从正义的切入点上承接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思路。科恩从理论分析的层面探索了原始资源在获取和转让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不正义,并认为保障应得正义的自我所有权实际上在人际“非选择的劣势”上无法实现正义分配,进而从平等主义的层面质疑和反驳了应得正义和所有权。科恩回溯并彰明了自我所有权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内在关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支点,为明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关于所有权和分配正义问题的差异开辟了思路。

第二,马克思和科恩的正义模式虽然在各自的具体思路上相互见异,但是对现实社会中的不正义的哲学反思却不约而同,展现了科恩于共产主义态度上对马克思的承继关系。两种正义模式都对现实社会中的不正义进行了批判性审视,都为现实社会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正义方案。就动机上来讲,二者都期许未来社会的正义理想早日变为正义的社会现实;就结果上看,二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都实现了个人和类的平等和正义。虽然科恩运用了分析哲学的方法,但是从正义的内在承接上讲,科恩继承了马克思彻底批判现实社会的共产主义态度,这种态度让两个处于不同时代的人具有着同样的审视现实社会的正义动力。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尖锐的阶级矛盾不断凸显,无产阶级失去了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在疯狂的资本怪圈中沦为被剥削者。时代迫切地召唤正义的革命指向,此时,正义的主题是探索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认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是时代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基本制度,才能实现基本的解放。科恩处于一个革命呼声日益式微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和平发展阶段,阶级矛盾逐渐缓和,正义理论的主题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不再那么尖锐的关系问题。因而,科恩的平等主义正义理论将关乎个人品格的道德伦理、崇高信仰等非公共理性的因素提拉出来,深化“隐性”的道德反思和道德正当性的证明而不是“显性”的“制度依赖”或者规范要求,这就稀释了被现代自由主义推至顶峰的现代性公共路径,强化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功能。科恩认为非强制性的个人道德信仰和社会道德风尚是实现人际正义的不二之选,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对个人道德品格的追求和向个人美德的回归,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下发展贡献了思路,是对马克思正义模式的当下推进。

虽然科恩基于平等的正义模式在以上内容上对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进行了承接和推进,但是,由于两种正义模式分别从属于实证传统的分析哲学和思辨传统的政治哲学,这种根本的异质性让科恩并没有完全参透马克思语境中的正义所具有的历史和总体的思想特质,从而在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对峙过程中,过多地沉迷于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分野,在规范性这一端走得过远而成为伦理主义的正义理论。因而,我们不能纯粹从科恩的正义模式渐入马克思的正义模式,二者存在着以下方面的异质性:

第一,方法上的异质性。马克思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揭露出现实社会不正义的根源,他的正义模式是具体历史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反映。他从现实的人出发,对经济事实进行了现实分析,因而,他所寻求的是历史的、实践的正义规范。正是这种方法的运用,马克思的“正义”是一个历史性的总体性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价值指向和要求,也因这种不同指向和要求而表现出多个层面上的总体性。科恩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进行了新的解析,无疑为其添加了新的血液,注入了新的元素。但是,也正因这种“非历史主义”和非辩证的方法,让他的平等主义正义理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进行推理分析,而没有涉及到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现实。因而,“从最强硬的立场出发,却走到了最温和的立场”[19]。不同于马克思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揭露出现实社会不正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科恩运用分析的方法推演出现代社会不正义的根源是“非选择的劣势”。科恩曾表述了他的目标,即“探讨关于平等主义的正义与历史、国家强制结构中的正义与个人选择中的正义的主题”,使用的方式“是将马克思主义主题与近期的政治哲学议题,以及犹太-基督教的长期关注糅和起来”[20]。这样,平等主义正义被框定在哲学领域之中,没有经过经济层面的洗礼就直接跳到了政治层面,变成了单向层面的崇高信仰和社会风尚。这种诉求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失去了“实际的载体”,变得如基督教一样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成为了永恒的真理。还由于科恩对分析方法的极力推崇,他对辩证法有一定的排斥和误解。这也造成了他将马克思的平等思想解读为“必然性平等”,甚至认为马克思对平等问题的研究是消极的逃避,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冠以“分娩式理论”的帽子。他说,马克思眼中的“共产主义是现实自身中的运动,而不是从现实外部接近现实的运动”[21]。由于科恩对辩证法的误解,他将马克思的“现实自身中的运动”绝对化,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解读为“必然性平等”,认为“这一解决之道所需要的仅仅是等待其实现”[22],因而必须开启一条从“现实外部接近现实”的道路,即非生产方式分析基础上的直接道德建设。可见,科恩对马克思的误解有多深。笔者认为,科恩看到了马克思的“分娩思想”,但他仅仅从政治和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挖掘马克思分娩背后的经济解读,因而也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政治助产士”——革命。马克思并不是让人民盲目乐观,坐等平等或者正义的必然到来,平等、正义不是某种不可触摸的理想,而是通过革命的手段,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逐渐实现。从这一点来讲,科恩急于探求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困境中的出路,而轻易地以分析的方法置换了马克思历史的和辩证的方法,从一开始就错误的理解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这也造成了他往后理论研究中的困境,他最后纠结于物质富裕与物质匮乏之间的空隙,试图寻找在“次富裕”时代消除不平等的办法。

第二,视域上的异质性。马克思的正义模式建构于高位阶的人类社会视域,正义不仅仅是应得领域的分配正义,更是依据需要原则而存在的人类社会正义,它的最终指向是“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将正义放在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阶级的、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透彻地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工人阶级实现政治正义的现实道路,即革命。但是,正义并没有止步于此,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政治解放之后还存在一个更加高层面的人类解放,这正是他从人类社会的高度阐释了实现人类社会正义的表现。科恩的正义模式仍旧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套路而行进,因而不能说走出了市民社会的视域。科恩基于平等的正义模式区别于马克思的正义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从现代自由主义的应得和物权的框架中切近正义本身。从其正义的运思走向和构建模式来看,他试图直接将现代自由主义的正义语境与马克思的正义语境进行嫁接,可是,马克思本人是在与近代自由主义的对峙中介入正义理论的。科恩这样的操作方式就必然让他以西方的正义模式来解析马克思的正义模式,一方面不能实质性地参透马克思的正义运思,另一方面无法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逻辑而建构正义理论。关键点在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是顺应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要求,调节其中的矛盾和冲突,对当下的社会制度进行适当修缮;科恩的目标是在一个次富裕的社会建构平等主义的正义模式,而不像马克思是在一个人类社会的高度来俯视整个社会历史中的不正义。这种视角上的差异说明,科恩的正义构思非但没有跳出反而是在市民社会的视域之内谈论平等主义正义问题,因而,成为了现代市民社会中的实证哲学。具体来说,科恩将从诺齐克那里借贷了“自我所有权”概念直接赋予马克思,这种操作基于科恩像诺齐克一样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所有权。在他的理论中,人仍旧是单个的个体,自然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的高度来理解“所有权”和正义问题了。也正是因为科恩没有这种高层面的视角,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所具有的个体与类的统一性会将平等正义问题内消于其中的运思理路,才会被他反向地理解为一种解释的遗漏和对正义问题的消极对待。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明显地存在两个层面的划分,虽然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会带有市民社会遗留的弊病,但是高级阶段中的人类社会将使这种弊病被消融于其中。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3]。因而,在低级阶段的正义问题不应该单纯地以“政治信仰”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是在高级阶段现实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作者简介:王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佃来:《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三重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9][英]科恩:《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

[10][英]科恩:《拯救正义与平等》,陈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英]科恩:《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 参见李佃来:《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三重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14] 【英】科恩:《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5] 【英】科恩:《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259

[16] 【英】科恩:《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具有肮脏历史的资本主义关系”对应于“出生干净的资本主义关系”。科恩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私有者的批判只是否定了世界资源的原初不平等和资本的不平等。但是没有消除个人运气和才能的不平等。“出生干净的资本主义关系”突出的是对个人才能和禀赋所有权的尊重。

[17] 【英】科恩:《拯救正义与平等》,陈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18] 【英】科恩:《拯救正义与平等》,陈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19] 【英】科恩:《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20] 【英】科恩:《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21] 【英】科恩:《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22] 【英】科恩:《如果你是平等主义者,为何如此富有?,霍政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