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栏
“公务员职业道德轮训”是一个伪命题
发布时间:2017-12-15  作者:杨家友 武汉纺织大学

摘  要:道德是主体对自由的追求,而自由的对象则是善,善的实现是一个无止境的历程,它需要主体把善作为一种义务或绝对命令用一生去实践。道德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着公务员职业道德轮训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因为它不能解决谁有资格对他人进行道德培训、培训的道德良知能否顺利转化为良能、培训的结果如何衡量与考核等实质问题,公务员道德轮训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务员日益严重的道德滑坡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法制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同一性的现实力量,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严格执法、监督及追责,使其切实履行作为社会财富的管理者和公共权力的人格化功能,发挥其最重要的道德示范作用,为社会重拾伦理增加信心。

关键词:道德;善;法制

作者简介:杨家友(1975—),男,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美学副教授,东南大学伦理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伦理美学研究。】

 

2011年10月17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的通知[1],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对我国全体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6学时,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公务员道德滑坡。此通知一出,激起了网民的广泛热议,其实,公务员职业道德轮训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其原因在于道德本身的复杂性。

1、道德的复杂性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与美诺讨论过“美德是否可以教”的问题,美德是否可教的前提必须知道美德是什么?讨论的结果是不知道美德到底是什么,但却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知识悖论”,即人既不可能学习他已知道的东西(已经知道就不必学习了),也不可能学习他不知道的东西(还不知道的东西如何能去学习),这种悖论表明,美德是某种介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东西,人对于美德既非完全的无知,亦非完全的已知。最终的原因是“美德是知识,那么它是可教的,反之亦然,美德若是可教的,那么它是知识。”[2]534可见,道德并不是纯粹的知识,它的属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揭示,亚里士多德主张美德有两种:一种是认识方面的美德,即知德;另一种是实践方面的美德,即行德。康德也认同此观点并作了深化研究,康德思想中“知德”属于理论理性的范围,而“行德”则属于实践理性的范围,理论理性只能认识自然的现象,而实践理性追求的道德则属于自由的领域,所以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自然现象的认识会受到感性或偶然性的支配,而道德实践所追求的对象则是自由,自由的对象则是善,善的实现是一个无止境的历程,这就决定了真正的道德必须摆脱一切感性爱好的考虑,这种单纯的形式就是摆脱了一切外在感性目的而把善作为一种义务或绝对命令。它就是纯粹理性的实践能力,即摆脱一切感性束缚和不自由,仅凭自身的理性一贯性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它是“一切道德研究的最高限度”[3]87所以,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而自由则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4]2但是,善与道德又有所不同,善追求的对象则是最大的善——德性,而德性则排斥感性的善即幸福(这样是为了从根本上排除伪善),正因为其排斥感性的善,所以它还不能称得上最完满的善——“至善”,因为至善应当配以与德性相当的幸福才能称之为至善,所以至善内含着德性和幸福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现实中的德性与幸福总是处于不同步甚至相矛盾的境况,所以,要保证德性和幸福的一致则需要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两个条件,只有设定灵魂不朽至善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假定上帝存在才能保证德福果报的绝对公正,这是康德对道德的解读。

先哲们对于道德的认知给予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基于道德的复杂性,结合即将实施的公务员道德轮训,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地质疑和反思:

2、谁有资格对别人进行道德培训?

道德追求的是一种善,而“善就是作为意志概念和特殊意志的统一的理念……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5]132公务员道德培训中最高的“善”应该是对人民意志体现的国家的认同和维护,这也是公务员之“公”的最大体现的地方。爱国就是追求“国”所代表和蕴涵的主体的意志和自由,爱国必须对“国”是什么和“国”之所在具有清醒的认知和觉悟。而在当下爱国主义教育中,无论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对“国”的存在形式与存在范围比较模糊。在大部分的施教者和受教者的意识中,认为“国”仅仅存在于自己的内心之中,亦即“祖国在我心中”,这种认知并没有错,但如果认知形式和范围仅仅局限于此,则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这种形而上的虚无就会由此就导致了形而下的“国”之外在体现及范围上的模糊,当把“国”放在一个似乎近在咫尺而实际“遥远的心中”而对之施以“莫须有”的“爱”时,我们外在的人际关系、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就被排斥于“国门”之外,并轻而易举地受到忽视,未能认识到这些对象其实都是国家的内涵和外在应有的体现,谈何能力上升为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即意识到这些都是主体自身自由和意志的体现。

苏格拉底说:“若是有美德的教师,那么美德是可教的;但若一个美德的教师也没有,那么美德是不可教的。”[6]534道德不仅在于认知,更在于实践,当前对他人实施道德培训的很多都是现居高官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都是掌握权力的人,但掌握权力的人,不见得就是认知和实践道德的人。长期的颐指气使的唯我独尊意识养成了他们唯我独诚的道德圣人的高姿态和自我良好感,从而对下属毫无顾忌的训诫;或者委托一些貌似中立的党校与科研院所,成为这些单位额外谋利乃至滋生腐败的温床。但是道德主要体现在道德主体的自由实践上,而道德的自由实践是一个无限漫长的历程,具有自由的主体时刻面临着道德的两难选择,甚至时刻都“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的东西”[5]143,因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自己的道德臻于至善或以道德圣人自居,充其量只能做到伪善,伪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因为伪善是对善表达的敬意,只有一个人生命走到终点的时,我们才能盖棺论定其到底善良与否。当前的现状是,很多没有道德的高级公务员把自己伪装成正人君子,满口的仁义道德,明明是腐败分子却偏要做几篇道德文章来教化他人,由这种人来培训他人,其结果让人不安。

那么,难道就没有人有资格对别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么?就道德的本性以及目前的现状看,还找不到这个答案。但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就在于其本性上应该坚持一些“人”的最基本的底线。比如,诚实,公正等等德目,这些应该成为最基本的“公识”、“共识”和“公德”,在这个基本的公识、共识和公德之下,才有人类的互相教育、监督。谁违反这个基本的底线,谁就是应该被教育者,人人皆有资格教育他。问题是我们当前,这些最基本的底线没建立特别是没有得到坚决的执行。而现实社会的民风是与官风亦即公务员的道德状况息息相关,这也是当前迫切进行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原因。

3、培训的道德良知能够顺利地转化成良能么?

质疑谁有资格对他人进行道德轮训的原因,是因为即使你有道德认知但不代表你就能把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良能。这次道德培训的内容不外乎公务员的责任、义务、纪律、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古代官德等知识。从内容上特别强调的分为忠于国家是公务员的天职、服务人民是公务员的根本宗旨、恪尽职守是公务员的立身之本、公正廉洁是公务员的基本品质等四个专题。其指导思想与基本目标则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大力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全面提升公务员职业道德水平,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信念坚定、精神追求高尚、职业操守良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务员队伍。

从以上培训的内容及其指导思想与最终目标来看,最终的收获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但这样美好的收获能够变成我们眼前的事实吗?令人质疑的是,即使公务员能够全盘接受这些道德认知,但又如何能保证能顺利转化为良能呢?最终的事实可能让我们失望。因为道德的认知与道德的实践有很大的区别,人即使对道德有了一定的认知,但并不保证我们就能转化为道德实践。事实证明,即使我们有了道德认知,但往往却没有道德行动,亦即我们的良知不能顺利地转化为良能。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中《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精神哲学分析》[7]一文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表明:“在回答‘现代社会公民道德素质中最突出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时,选择‘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的高达80.68%,选择‘既无知,也不行动’的占11.4%;选择‘道德上无知’的占6.4%;选择其他的占1.6%。”可见,道德认知与道德行动脱节亦即“良能”缺场,缺乏良能的心灵只能是“优美的灵魂”或“死的心情”,这种人一旦面临道德境域只能是理智而冷漠的傻瓜,而且这时的道德很可能“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而现实的情况也确实证明了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开始步入公务员队伍的很多道德素质很好,但是经过培训上岗后,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实权后,有些人道德上就出现了问题。因为道德不是技能,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事情,道德属于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如果这种道德水准都不具备,只能是害群之马,理当清理,无需耗费纳税人的钱来做这种无用的事情。

4、培训的结果如何衡量与考核?

在此次公布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中,没有明确培训的考核要求。这恰恰证明了道德是主体内心对德性的追求,没有外在衡量的标准,这是历代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们早就揭示的事实。

为了证明道德的应当性,康德在宗教领域发动了“哥白尼式革命”,因为他把宗教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只承认“道德的神学”,而否定和批判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神学的道德”。这种“革命”主要体现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毅然决然地把上帝赶出了人的认识系统,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却又恭敬地把上帝请了回来,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公设: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而这两个公设的提出不是因为神学的需要,而是人的道德至善之所以成为可能所必须的。康德在追问“至善理想最后目的之规定”时,提出了“理性的一切兴趣”的三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就“兴趣”而言,第一个问题关系到人的幸福;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人的道德法则;第三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综合,它是在人的行为遵守道德律的前提下对幸福的一种期许,由此使康德的道德律获得了一种另外的表述:“配得上幸福”的行为准则。就纯粹理性的“最后目的”而言,康德不是不考虑人的幸福,而是要把幸福隶属于道德律之下。但在人的实践理性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即道德与幸福之间的不协调。有限的人不可能按照其道德行为指望获得与其行为相配的幸福,德和福在现实中不可能一致。“由于感官世界并未向我们显露出那种联结,所以必须假定那个道德世界是我们未来的世界。所以上帝和来世是两个按照纯粹理性的原则而与这同一个理性让我们承担的义务不可分的预设。”[8]615-616因此,要想把一个此岸和彼岸相统一的“道德世界”当作纯粹理性的最后目的,这一目的之根据就只能是设定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这个上帝被设想为既是自然界(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人的道德律的颁布者,而有能力使两个领域最终一致起来,这就是“至善”。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终对象,其条件就是德性与幸福的一致。德性是追求和获得幸福的一种条件,虽然是一种善,但还不是至善。至善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德性一定能得到幸福。德性和幸福的统一构成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二者之间的精确对应,构成了一个可能世界的至善。而第一个公设“来世”——灵魂不朽——使德性的追求成为了可能,第二个公设“上帝”——上帝存在——保证了幸福的得到成为可能。黑格尔哲学中也存在着和康德类似的公设。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道德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的矛盾与和谐的问题。道德世界观的矛盾是:在现实中道德与自然、德性与幸福并不统一;但在道德自我意识、道德信念中又必须肯定这种统一,并且追求和实现这种统一。于是,同康德一样,黑格尔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也是做了两个公设:“第一个公设是道德与客观自然的和谐,这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另一个公设是道德与感性意志的和谐,这是自我意识本身的终极目的。因此第一个公设是在自在存在的形式下的和谐,另一个公设是在自为存在的形式下的和谐。但是,把这两个端顶亦即两个设想出来的终极目的联结起来的那个中项,则是现实行为的运动本身。”[9]130也就是,黑格尔的两个公设的实现只有也只能借助于人类的现实的道德实践才来达到和谐。和康德一样,这个任务是漫长的不能完成但又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自然即在道德意识本身之中……道德本身,是行动着的自我所固有的一种和谐;因此,意识必须自己来创造这种和谐,必须在道德中永远向前推进。但是,道德的完成是可以推之于无限的;因为,假如道德真的出现了,则道德意识就会把自己扬弃掉。……道德的完成是不能实际达到的,而勿宁是只可予以设想的一种绝对任务,即是说,一种永远有待于完成的任务。”[9]129从康德、黑格尔解决德性与幸福的公设可以看出,西方文化虽然把寻求突破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虚无的“上帝”和“自然”身上,但是却给予人类自由奋斗的方向和目标。“我们在自身中拥有一条原则,它有能力把我们之内的超感官之物的理念、但由此也把在我们之外的超感官之物的理念,规定为一种哪怕只是在实践的意图中可能的知识。”[10]334这种在我们“自身中拥有一条原则”就是自由的理念,它横跨此岸和彼岸、经验和超验两个世界,它是唯一能够借以论证德福一致和道德世界的至善的最根本的基点。“自由的理念”内在于黑格尔所说的人类的“现实行为的运动本身”。

根据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道德追求的德性是排斥感性的幸福的,所以道德追求的德性和至善的过程中需要上帝存在这个条件,才能保证在来世享受天国的幸福。而中国文化系统熏陶的公务员大多都不相信上帝和来世,再加之当前社会上各地上演的“彭宇案”和刚刚过去的小悦悦事件,充分说明了道德和善行不仅没有善报,很多时候却招来恶报,在这种伦理现实及信仰缺失的状况下,依靠轮训能否提高公务员道德,自然让人有些怀疑。而当前的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却是公务员引起的,认识到这个关键是破解这个问题的前提。

5、公务员道德滑坡的破解之道

公务员道德轮训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务员日益严重的道德滑坡,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公务员道德滑坡的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出现公务员知法犯法、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不去做、不想做、乃至反着做的异化现象?追问的结果又会回到当代的伦理状况上。虽然我们在道德上知道应该去做,而且知道怎么去做,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去做或不敢去做,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我们知道的那样去做了,我们或许不仅得不到我们应该得到的预期结果,而且还有可能带来的是做善事没有善报或好人没有好报,因为与之相反而大行其道的是,当代社会屡屡出现各种假恶丑垄断公共权力与社会财富的种种怪现象。在“关于‘你对哪些人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的调查发现令人沉思:政府官员高居榜首,达74.8%;演艺娱乐界位居第二,达48.6%;企业家居第三位,达33.7%。”[7]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政府官员、演艺娱乐界明星与企业家这些在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经济领域控制话语权的本应成为国人伦理道德模范的群体,恰恰成了伦理道德方面为国人所不齿而唾弃的群体。这组数据有两点值得我们深刻反思:首先,这些所谓的精英们成了国人最不满意的群体的原因。因为他们本该因为为人民服务而成为国人道德的楷模,但很多人不去做、不想做甚至为非作歹,占用绝大多数公共权力与社会财富,公共权力的行使与社会财富的分配本来应该成为他们拥有较高道德和伦理的标志,但事实与之相反。由于他们的腐败和分配不公,从而导致公共权力与社会财富这种伦理存在的去魅与消解;其次,原因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政府官员、演艺娱乐界人员、企业家为非作歹却能垄断绝大多数公权与财富,这种异化直接割裂和颠覆了传统的善事善报或好人好报的伦理信念,间接地切断了由良知向良能发展的康庄大道。致使当代中国的道德精神发生了变异,虽然良心作为自我道德评价依然很高,不仅不能与社会的伦理认同一致,甚至与伦理认同相悖反。

政府官员应该凭借其德性与德行代表国家或民族行使公共权力并分配社会财富,这样公共权力与社会财富作为生活世界的两种伦理存在,应该成为政府官员的道德与伦理的象征。但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分配的不公,直接异化了生活世界中的公共权力与社会财富的伦理性,消解了其作为伦理世界(国家、民族)与道德世界(个人德性)的中介功能,直接导致伦理世界—生活世界—道德世界辩证运动的断裂,引发生活世界中伦理的去魅甚至沦丧。伦理是道德精神的起点及家园,没有健康和谐的伦理就不会催生健康的道德血液。

道德是主体的良心对德性和至善的信仰和追求,没有信仰就没有敬畏,没有敬畏就不会有真正的道德(康德的两大敬畏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那么如何培养公务员对道德乃至德性的敬畏感?一是法制的健全与公平的执行。法制面前一律平等,违反者一律绳之以法。只有在严格执法的情况下,公务员才能养成对法制亦即对法制所代表的人民意志的初步敬畏感,在此基础上才能养成初步的道德。二是有效的监督。监督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监督公务员手中的权力,失去监督的权力极有可能导致物质上的腐败、精神上的堕落、人性的腐化和良心的泯灭,这样的结果会使道德失去其根基。另一方面要监督公务员“在其位谋其政”,“不谋其政”者不在其位。我们相信所有的病毒在阳光的照射下就会被杀死,所有的贪腐放在大众的监督之下就可以根治。三是严格的追责。国家从法律层面制定科学严谨、操作性强的公务员法律体系,约束公务员在行使公权、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活动的界限,对于相应的违反者给予相应的严格惩处,用外部压力来约束公务员不道德行为,从而促使其逐渐养成内部的道德冲动。“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11]把法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同一性的现实力量,用法制规范党政官员的行为,慢慢提升其道德,使其切实履行作为社会财富的管理者和公共权力的人格化的功能,发挥其最重要的道德示范作用,也为社会重拾伦理增加信心。

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是净化队伍、提高效率的有益举措,但从道德的本质上说它是一个有着诸多疑点的伪命题。这也决定着如何培训道德是一个值得三思的重大问题,只有从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约束相结合,使公务员内外兼修,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否则,轮训有可能沦为作秀乃至滋生腐败等不道德的温床。

 

参考文献:

[01]http://www.scs.gov.cn/Desktop.aspx?path=gjgwyj/gjgwyjsy/xxllym&gid=4a9079a5-5b65-4eef-8c35-87a29a6d30ba&tid=Cms_Info

[02]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C](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03]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04]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05]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06]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C](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07] 樊浩.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4).

[08]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09]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1] 温家宝.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N],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4/18/c_1213169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