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栏
我的明清哲学研究20年
发布时间:2017-12-15  作者:吴根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初始阶段

我的明清哲学研究始于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经过与业师萧萐父先生的反复讨论,决定以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为研究对象。当时我也很想研究汤显祖或李贽等文学家与思想家,然而萧先生认为,我从中文系来到哲学系,应当首先拓宽思想视野,以一个阶段的思潮研究为对象,然后由博返约。

此一阶段研究甚苦,首先是不懂得何谓哲学。按照萧先生的指示,先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册),继而读他的《历史哲学》,后又读中国人写的各种西方哲学史,以及中西学者写的有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研究著作。读这些书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次第,仅是由着自己的兴趣与理解去读。这期间,因为与学兄卢风住在同一宿舍,时常能与他聊一些哲学问题。卢兄是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的,由此而了解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一些思想观念,特别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范式”观念,不可通约性的概念等;又因为与一群艺术家相处,又了解到库恩的《思辨的张力》一书的基本观念。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费耶本德的《反对方法》、《告别理性》等书的有关观念也有所了解。这些耳食肤受的知识信息对我的明清论文写作虽无直接帮助,却使我从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中一下子跳到当代西方哲学的前沿领域,对于我的学术视野的开阔大有帮助。

其次是生活艰苦。因为八九年的政治事件,大陆高校的文科硕博士生下放到工厂锻炼一年。我被安排到武汉市的汽轮机发电厂。早晨八点与工人一起上班,中午只有吃饭时间,没有午休时间。晚上五点或五点半下班。整整一年时间被浪费了。而这一年里,儿子刚出世。每隔一天就骑半个钟头的自行车往家赶,来回都要带着书。经常看书看到深夜一两点钟。好在当时年轻,熬过去了。不过,这一段时间也经常感冒,稍有不慎,就感冒。每次感冒就是一个多星期。一年时间的工厂锻炼结束后,又要完成博士生课程学习,两门外语,再加政治课与专业课。第二年的专业学习就是在这样匆忙的过程中结束的。

博士论文的写作思路与提纲完全是在萧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众所周知,20世纪明清思想研究是热点,前贤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需要消化。而博士论文又要求开新,故选择从价值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研究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以避免与前贤在此领域所有的成果重复。此一特殊的视角当然只能是萧先生才能看到的,我个人当时并无特别的感受。现在还依稀记得,博士论文提纲大约改了三、四遍,然后萧先生首肯后又认真誉抄一遍,复印十份左右,由萧先生组织教研室的同仁参加讨论,再一次提出修改意见,在吸收教研室诸位老师的意见之后,又修改一次,送给萧先生看,萧先生首肯后才能动笔写作。

论文写作很仓促,也很辛苦。当时中国大陆的电脑打印刚刚开始,还是托朋友帮忙找一家私人打印社打印,也不怎么懂得校对,再加上交稿时间紧。所以送审的博士论文稿本,引文的错漏讹谬之处甚多。记得在答辩时,刘纲纪教授还专门针对此缺点提出了一条批评意见。

由于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博士论文的明清哲学研究其实是从文学、艺术、美学的角度切入的,属于萧先生所说的哲学史的“泛化”研究范畴。博士论文中有关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哲学思想认识,其实多来自于当时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五卷(有单行本《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等书,萧先生、李锦全老师合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与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展开》一书(三册)对我的帮助也非常的大。对于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我当时并没有切实的体会。而有关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三阶段论,也是萧先生的学术观点。萧先生要求我在每阶段寻找一位思想的代表者,故尔论文分别选出李贽、王夫之、戴震三人作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三位代表人物,努力发掘他们的新思想与同时代其他思想者的内在呼应关系,努力揭示他们思想的深度与高度。

记得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期间,我读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一书,该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李贽与尼采有相似点,所以博士论文就以人的价值重估开始来叙述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开端,努力把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套用到明清之际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的身上。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步凝炼出了两个核心的观念:“求真”与“贵我”的价值理想,并认定此两个价值理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向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蜕变的核心观念。

博士论文答辩后,就立即进入了工作状态。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我留校不能在中国哲学教研室工作,只能留在哲学系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当时已经成家,小孩子已经三岁,妻子在武汉大学工作,只能留在武汉大学工作最为便捷。没有选择,只好留在社会学教研室。我心里的感受非常鲜活,博士论文答辩后我刚刚理解了哲学的意思。可是又突然转向了社会学。没有办法,为了应付教学,在萧先生的帮助下,又借来陈定闳先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思想史著作,一边写讲义,一边讲课。可谓是边学边教,非常地累。同时还努力地补课,看一些西方社会思想史、社会学理论的著作。经过五年的努力,在中国社会思想史领域慢慢地站起来了。将以往的讲义整理出版,变成了现在还能看到的中《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材(仅是应付本科生教学用的,很粗糙)。应当说,博士毕业后,我又在萧先生的指导下,在工作中完成了另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写作任务。

还是由于历史的偶然,1997年,社会学的主要教授要求脱离哲学系,奔向法学院。在这一过程中,我极力主张社会学系到法学院,我自己则乘此机会回到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1998年底,我的愿望终于实现,回到了中国哲学教研室,社会学教研室到了法学院,变成了社会学系。

二、重抄旧业——明清思想研究的恢复期

自从1992年在哲学系社会学教研室工作,教授“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本科生课程,我的工作重心就发生了巨大的位移。但并没有脱离中国思想史的领域,还是参加哲学系的一系列活动。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接触了唐力权先生,对“场有哲学”有所了解,并组织了哲学系的系列讨论,在郭齐勇、邓晓芒教授的支持下,主编出版过《场有哲学》第四辑;撰写过有关场有哲学的学术报导与评论文章,无意中拓宽了自己的当代哲学视野。二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哲学教研室的联系,参加中哲方面的硕、博士生的开题、论文答辩,做秘书工作,从中继续学习中国哲学。尤其是在1997年,参加了萧先生、许苏民教授的“明清文化名人丛书”的策划、组织工作,并在萧先生的提议下担任郑板桥思想研究的写作工作,使我在博士论文后之终于有机会深入研究一个思想家了。郑板桥思想研究(后出版时改为《郑板桥的诗与画》)对于我从思想家的个案入手研究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研究经验。首先是在资料的搜集方面,我基本上把大陆图书馆能找到的郑板桥资料以及有关郑板桥研究的资料都搜集到了。应当说是在比较充分地占有资料的条件下展开了对郑板桥的思想研究的。在今天看来,该书还是相当浅薄的。但这本书使我对明清之际的思想与宋明思想的内在关系有了真切的感受。特别是郑板桥的“民胞物与”思想使我想起了张载。因而对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与宋明思想的顺承关系有了一种朦胧的意识。对于梁启超的断语:明清思想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的观点有了某种怀疑。不过,这些潜在的意识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来,只是一种看法而已。

1997年11月到香港浸会大学做为期10天的学术访问,这期间拜会了饶宗颐先生、刘述先先生,结识了郑宗义博士。也是这一期间,我买到了余英时先生的《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的思想研究》一书。另外,宗义博士还给我复印了余英时先生的一篇学术论文,还给我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明清思想研究资料。当时由于主要精力不在明清哲学研究方面,并未及时消化这些新材料。由于工作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明清哲学研究主要偏重于社会思想方面,曾经为社会学专业与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开设过明清思想研究的选修课,着重讲授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社会改革思想。

1998年底,我获得了参加哈佛燕京学社的面试机会,由于各种善缘与善力的和合作用,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哈佛燕京访学的机会。1999年9月,我到哈燕社做访问研究,扩大了我的学术视野。在哈燕社的图书馆里,我看到了大陆图书馆没有看到的有关郑板桥的图书。这些图书虽然与深化郑板桥的思想研究并无多大关系,但对于学术视野的开阔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哈燕社期间对于明清哲学思想研究的直接帮助并不大,间接的作用甚大,那就是进一步地开阔了学术视野,切实地了解到西方学者教学、研究的严谨性,集中地阅读了罗尔斯的几本著作,对政治哲学有了初步地了解。通过对《圣经》的阅读,对基督教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翻阅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大量的自由主义的著作目录,并复印了大量的有关自由主义的研究著作,对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有了新的了解。总而言之,哈燕社一年的访学,使我在理论上与感性上对于现代西方的现代性有了新的认识。2000年8月底回国,便决定要认真修改博士论文。

机缘非常凑巧,由于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2000年获得了教育部百名基地的称号,我也是中心的一名成员,办公条件因此有了改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室的办公室,名义上是郭齐勇教授的,事实上成为我个人修改博士论文的最好场所。经过2001年到2002年的两年时间的修改,2003年上半年通过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委员会的评审,到2004年博士论文的出版,我的明清哲学研究的恢复期也宣告结束。

在修改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主要从现代性理论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努力淡化侯外庐与先师萧萐父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力求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历史与思想发展的过程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社会转向的客观历史进程。这一时期,反复阅读了余英时先生的《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叶的思想研究》一书,认同并努力吸收余先生的“内在理路”说,认真阅读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年学术史》一书,对于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等人有关明清思想的论述及其观点反复揣磨,对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有关明清思想,特别是有关戴震思想论述进行反思,努力综合20世纪以来有关明清思想研究的新材料与新成果,尤其是反对“明清早期启蒙说”的观点进行认真的啄磨,在大框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局部调整了一些论述方式。应当说,目前出版的这部著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过了博士论文的理论水平,有些材料是博士论文中所没有的,其中特别是有关现代性的理论论述,戴震与袁枚的一些论述,还有附录中有关熊十力的明清思想研究,以及20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三种范式的述评,都是博士论文时代所没有的新内容、新视野。

三、努力创新时期——2002年至现阶段

由于学术视野的扩大,也由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影响,我对于现代精神之一——自由精神一直非常关注。在明清思想研究的过程中,我自觉地与业师萧萐父先生的明清思想研究保持一定的张力,他是国内外著名的王夫之研究专家,我就特别地关注戴震,以免与先生的研究撞车。1999年,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学片论》,标志着我在明清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我把自己一直属意的自由精神通过学术的方式,以托古的传统方法表达出来,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我也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一些批评明清早期启蒙说的某些观点,比如最重要的理欲观。通过对戴震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伦理学思想的系统阐发,特别对“欲而不私”、“尽其自然而归于必然”等新伦理命题的阐发,揭示了他的伦理思想与程朱一系理学思想中的伦理思想的本质不同。由于种种原因,我虽然并没有集中精力来研究戴震,并写出有关的戴震哲学研究专著,但对于戴震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我的明清哲学研究的中心。2002年,侥幸获得中国大陆教育部规划课题——“戴震与十八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此后的五六年里,我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在哲学思想方面的新突破,最终于2008完成了这项课题。目前,与这课题研究相关的系列成果有:

1、戴震哲学“道论”发微——兼评村濑浴也《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和道德价值》,《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

2、《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探论——兼论儒、道《易》的语言哲学思想之异同,《周易研究》2003年第1期。

3、《20世纪戴震哲学思想研究述评》(《人文论丛》2002年卷)。

4、《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

5、论胡适“近世哲学”概念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21世纪宋元明清哲学综合研究突破的可能性之探寻,《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7、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评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8、《近五十年来戴震哲学思想研究》(《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出版

9、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 [韩国成均馆大学] 《儒教文化研究》第九辑,2008年 首尔

10、试论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及其得失 《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

11、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

12、段玉裁的“求是”精神与其语言哲学思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2期。

   13、“性灵”经学与“后戴震时代”个体主体性之增长——焦循经学与哲学思想新论,《学术研究》,2010年第8期。

14、龚自珍的语言哲学思想,《河北学刊》,2010年第4期。

2005年,还是由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缘故,我又获得了中国大陆教育部重点基地的重大项目——“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该课题本应该于2008年结项,但由于行政工作的干扰,再加此课题当初设计过于宏大,至今仍然没法结项。不过,通过此课题的研究,我对乾嘉学术有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特别是对钱大昕、章学诚、阮元的思想有了更深入地了解,而且对于乾嘉时代的哲学精神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认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句话:乾嘉时代的哲学形上学是他们的新道论。他们的哲学思考方法是人文实证主义。他们所内含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倾向,既体现了乾嘉学者的“求真”精神,也含蓄地表达了他们的社会理想与文化理想。

近八年来,我在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方面有几篇文章自认为颇有心得,那就是上文序列中的第4、9、10、11、12、13等六篇文章,如果大家对我的研究有兴趣,希望大家在阅读之后能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以促进我在此领域做进一步的思考。

目前比较集中地体现我近八年来的明清哲学思想与学术研究成果的著作有:《明清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诸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版),《在道义论与正义论之间——比较政治哲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今年底出版)。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活动中,有几件事情对我研究的影响不能不说。2005年应邀访问巴黎第七大学,做了一次有关明清哲学思想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我谈到了中西比较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以西方学术为参照系而不以西方学术为评判标准的说法。在讲座中,法国青年学者毕留塞向我提问,何以区分参照系与标准?这是一个真正的好问题。我尝试做了回答。回国后,对此问题我又做了一进一步的思考。主要的结论是:标准是用来评判是非、对错的,而参考系只提供一种不同的说法,可以相互资借。主要文章可以参阅《关于宋元明清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方法诸问题的思考》(《江汉论坛》2005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双月刊)2006年第1期全文转载)

2006年,我出席了美国威斯里安大学举办的儒学研究的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认识了彭国翔教授。在发言中,我批评了现代新儒家的明清哲学与思想的观念,但是此时对牟宗三、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的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成果并没有研究,彭教授建议我看看牟宗三先生的一些著作。此次会议后,使我下决心要全面了解台港新儒家对于明清哲学与思想的研究成果。2006年出席深圳的一次学术会议,结识了李明辉教授,并通过李明辉教授的帮助,2008年终于获得了赴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进行为时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机会。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努力抓紧时间了解台港新儒家以及台湾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临行之前大约积累了五万多字的读书笔记,算是初步了解到牟宗三、唐君毅、刘述先三位新儒家对明清学术、思想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台湾学者对于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拓宽了我的明清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视野。其初步成果体现在《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的明清思想研究》(《学海》,2010年第2期)一文之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是,通过热心的林月惠教授的帮助,认识了非常敬佩的张寿安教授。在没有认识她之前,我已经阅读过她的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认识她之后,又认真读过她的新著——《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和她的长篇论文《打破道统,重建学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张教授细腻的文献工夫,在思想倾向上的某种相似性,即发掘明清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及其变化,使得我对她的研究成果有更多的亲近感。这大约可以称之为“文人相亲”,而不是“文人相轻”了。

2009年十一月初,在众多海内外朋友的襄助之下,我依托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力量,成功召开了“明清学术、思想暨纪念萧父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算是对20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工作开了个头。今天的会议应当又是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另一个好的开端。期待着众多的学者加入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队伍之中,并将此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境界。

结语:

应当说我的学术起点是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而我的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的出发点是探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过程,主要是由社会史进入到思想史的研究,按照余英时的说法是“外在理路”的研究。由于受余英时、台港新儒家,以及张寿安教授等人的影响,现在,我的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逐渐转向重视内在学术理路的探索,但并不放弃中国早期现代性的思想历程的初始立场,而只是更加重视从内在学术理路的转化角度来考察中国早期现代性思想的发生、发展的历程。而且,比较现代化的学术视野使我更加坚信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思想研究的立场。换句话说,我仍然坚信博士论文时习得的研究立场,发掘中国早期现代性思想及其发展过程,然而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力求以更加符合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内在方式来揭示中国早期现代性的思想进程,从而为当今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思想史的证明与论述方式。因此,我的明清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仍然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与文化关怀。然而,我恪守自己的学者身份,努力不越位去干政治家们干的事情。

与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的专业紧密相关,我个人的学术兴趣越来越倾向于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创造。而这一思想冲动也是来自明清哲学家的鼓舞。王夫之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文化理想,方以智有“坐集千古之智而折衷其间”的文化综合创新的梦想,顾炎武有“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政治改革理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对我的激励,李贽与傅山的历史批判精神,戴震的哲学创新成果、思想方法,以及他对下层民众的关怀情感,往后有龚自珍的政治改革热情,诗人的情怀等等,都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哲学思考。还有明清以来一系带有新人文主义理想的文学、绘画、诗歌作品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理想与做人做事的方式。特别在研读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的系列成果时,被他的话所激励。他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我深知这一宏大而艰巨的思想创造工作与我个人浅薄的学术积累是极不相称的,然而此心不死。作为中国的大学教授,必须有自己专业领域,要有吃饭的本领,所以不得不紧守明清哲学与思想研究的学术领域,但我并不想仅仅成为一个思想史的研究专家,研究那已经过去了的思想家的思想,而更想通过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来为现实及未来的中国提供有益的思想观念。虽近知天命之年,然而我还是有梦。我既会脚踏实地继续我的明清思想研究,我也会追随着我的梦想,努力从事思想的创造工作。

最后,感谢郑宗义教授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回顾、总结我的20年明清思想研究,并能向大家讲述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与心得。当然,这一回顾还只是一个粗糙的纲要,还有很多内容无法一一道出。不过,通过此次的回顾与反思,我想今后的研究方向也许更加明确,脚步更加稳健。在学术同仁相互激励下,我将会获得新的收获。

(该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院2010年12月12——14日在香港举办的“国际明清学术研究”会议而作)